【编者按】

在中国，摄影收藏还是一件新鲜事。尽管图片已经是人们日常交流的方式了，但收藏摄影似乎仍是一件遥远的事。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的影像收藏市场逐渐活跃，越来越多的人与机构开始意识到了影像的价值：出色的摄影是时代的见证，也具有艺术价值，连接了个人与集体记忆。

一些民营机构走在了前面，还有那些个人收藏者。他们或系统性地围绕一条主线，或全然出自自己的审美，率先投入摄影收藏。而即使是那些最平凡的家庭相册，当我们偶尔拿起它时，褪色的画面仍然会不经意敲动着我们的心。他们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保留下的影像终究会成为社会、成为家族以及个人的一份宝藏。他们为什么要收藏摄影？怎么收藏的摄影？这些摄影的价值在哪？澎湃新闻在这里采访了这些中国摄影收藏的“先行者”们，听他们聊聊关于收藏的那些事。

西安，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氛围，以城市为主题，吸引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摄影师，为这座气息独特的城市留下珍贵档案。

近年来，由一本西安本土杂志《本地》（Localand）而落地的城市文化复合空间表现亮眼。其中，空间构成之一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以持续收集与整理照片、纪录片、广告、电影等各类城市影像，延续着城市记忆。比起陕西省博物馆里那些气势恢宏、历史悠久的国宝级文物，影像博物馆里以新中国建立初期所留下的普通家庭的器物为多，是来自我们普通人、老西安的历史记忆。这种更加包容、活力的姿态为影像收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操作手法。《Local本地》创办人宋群说：“Local它是本地，后面加了个and，就是本地加外地，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记录城市记忆，保留城市文化，通过本地走向外地，通过本地连接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

澎湃新闻就城市影像收藏为题对话宋群，请他谈一谈这其中的得与失，方向和目标。

宋群——宋群—Local本地 创办人 /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长/西安市城市记忆博物馆馆长

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外景。宋群 供图

澎湃新闻：请介绍下发起城市影像博物馆的初衷。

宋群：从没想过要主动做博物馆，纯属误打误撞。之前只是做了很多与城市记忆有关的出版物，也做了一些城市影像方面的展览，收集了不少资料与文献，旧物收的更多，都是大家不要了捡回来的，当然也有大家捐赠的，越来越多，总得有个地方可以长期做下去，才做了城市记忆博物馆，后来又分出一个城市影像博物馆。

2007年做杂志书《Local本地》，我曾经写过一段话，“西安，是中国城市的缩影，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超过最富有想象力的想象，也超过最令人担忧的担忧，即将消失的景致，即将湮没的历史，往往来不及回望，就灰飞烟灭。”现在看这段话，应该就是做这件事的动机和初衷。从《本地》系列出版物开始，到2013年开始做市井生活系列展，再到2016年创建西安市城市记忆博物馆，记录和整理得越多，就越会感觉到自己所在的城市，相对于自己，永远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之地。

城市影像博物馆入口处。

观众们在展厅内看展。

两位艺术家在展厅内观展。

澎湃新闻：关于西安（陕西）此前的影像收藏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宋群：西安或陕西影像收藏，还很不成熟，缺少相应的市场机制，星星点点而已，只能说还停留在最初级的状态。作为我们来说，关注的不只是专业摄影师或艺术家的作品，更多的是那些每一位愿意拿起相机记录城市日常生活，记录家庭记忆的普通人的作品。所以我们的收藏，还是以这些为主。

澎湃新闻：名称为“城市影像”，所以在收藏上是否有侧重点？更偏重“城市的”“当代的”？有什么样的标准和评审要求？

宋群：收藏的要求没那么严格，因为大多都是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记录，我们不苛求所谓艺术性，只要是具备典型时代特征，又有鲜活感觉的，就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我们的馆藏并不强调艺术的前沿性与当代性，那些是美术馆该做的事情。但也不排斥收藏具有很强艺术性的当代摄影作品。

日常展品中非常重视人生活中的种种细节。

大圣家宴1993，北京暑假，姐姐生日。家庭影像计划。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藏。

大力家宴。家庭影像计划。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藏。

臻臻家宴。家庭影像计划。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藏。

澎湃新闻：目前馆内收藏的情况？

宋群：目前馆内影像收藏分大概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自己有组织有计划的拍摄部分。例如“城市记忆1000 ”计划，这个计划是从生活中的日用之物开始，通过影像和视频的形式拍摄和记录物与人的故事，系统性的城市影像记录。第二部分，是我们征集和购买的部分。例如我们的“家庭影像”计划，收集和整理那些日常的家庭生活照片，通过不同时期的照片与故事，构建起每一个鲜活的家庭故事。这个方面的计划还有很多。第三个是围绕“城市专题研究”的部分。是以出版物的选题为主要线索，组织整理相关的影像档案，收集作品，委托拍摄，并进行出版或展览。比如我们之前做的“市井西仓”，以及最近刚刚完成的新书《城市街道与市民记忆-西安东大街：图像文字与口述》。

“城市记忆1000 ”计划

儿童世界，汕头，1983年3月。摄影：岛尾伸三&潮田登久子。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与岛尾夫妇合作出版书籍插图。

路边理发师，广州，1984年5月。摄影：岛尾伸三&潮田登久子。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与岛尾夫妇合作出版书籍插图。

椅笼车。婴儿车散步中，大多数的车都是自制的，在商场买的话太贵难以入手，拍摄于北京。摄影：岛尾伸三&潮田登久子。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与岛尾夫妇合作出版书籍插图。

在汕头街角看到的小孩。摄影：岛尾伸三&潮田登久子。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与岛尾夫妇合作出版书籍插图。

中山路食品商店，广州，1982。摄影：岛尾伸三&潮田登久子。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与岛尾夫妇合作出版书籍插图。

1987年西安白鹭湾。摄影：赵利文。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藏。

1988年西安东大街，购置了新冰箱的市民。摄影：赵利文。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藏。

澎湃新闻：什么契机收藏了陕西摄影师赵利文作品？还有更多的陕西/西安优秀摄影师作品你们关注并考虑收藏吗？

宋群：赵利文是一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城市记录者，很早就关注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西安走街串巷拍的大量照片，很多都没有发表过。《本地》系列出版物《市井西安》专刊里刊出的作品，都是他第一次发表。2014年初，我们为赵利文策划了他从事摄影以来第一次个展《一个人的城市记录：西安1985-1995》，其中很多作品，现在都收藏在我们的博物馆。后来《读库》约稿，根据赵利文的自述，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些照片背后故事的文章，配了不少照片，这也都是赵利文第一次这么集中的发表那些城市记忆作品。

其他摄影师的作品，我们也很关注，西安有一批很优秀的摄影艺术家，我们经常会邀请他们参与博物馆的展览和活动，他们也经常友情提供自己的作品支持我们的出版物，但目前还没有机会收藏他们的作品，希望以后会有。

澎湃新闻：请问收藏和建馆的资金来源是否方便透露？比如说创意园区Localand的商业化运作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收藏的可持续？

宋群：建馆和收藏的资金，主要来自我们自己，通过其他方面的收入来做平衡。Localand的商业化运作，当然也是平衡资金的渠道之一。Localand是希望与不同领域的先锋实践者联手，通过不同的空间的呈现，包括博物馆、书店、咖啡、美食工坊、杂货店、音乐Club等多种形式，展现不同的“本地文化”。这些也是“博物馆 ”的延伸业态，通过文化与商业在空间中的结合，寻找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运转。

多种形式的展陈空间。

实物与影像结合的展陈空间。

澎湃新闻：城市影像博物馆属于什么性质？公还是私？博物馆的定位有没有形成明确的目标？组织架构如何？

宋群：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是非盈利，没有商业性质，属于民办非企业。我们通过不断的收集、展览、出版、交流的方式，摸索出影像馆的运转形态，一点一点做。目标就是希望能形成系统的文献资料，为城市记忆提供重要的档案留存，通过主题展览、交流活动、社区与街区计划等形式，成为一个为公众提供城市文化服务更多可能性的共享平台。 作为西安市文物局正式授牌的博物馆，整体的组织架构会按照文物部门对博物馆的要求来组建。同时，馆里也聘请了博物馆行业、摄影师、城市研究专家等，作为我们馆的顾问，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与支持。

澎湃新闻：日常如何运作摄影艺术的展览、收藏、研讨，以及摄影教育等等，有没有一套详细的方案？

宋群：我们会根据不同的选题和内容，组建不同的项目小组，基本都是自己策展与执行。收藏没有详细的方案，只有方向，因为那需要建立全职的收藏人员架构，我们做不到。所以只有展览有完备的计划和详细的执行方案，收藏还做不到有计划性，但方向是清晰的。

澎湃新闻：如果做好收藏品的“再利用”？是否有参考过一些国际或者其他地区的经验？

宋群：展览与出版，是“再利用”的最好方式。我比较关注德国与日本的博物馆，他们在博物馆的市民化和日常化方面，做得很好，一些小主题往往能做出大文章，这给了我们很多启发。疫情前，不同城市间的横向交流对我们也帮助很多，例如德国柏林的一家文化基金会邀请我们去柏林进行交流与分享，柏林的博物馆策展及管理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提供了很多借鉴。我们也会邀请博物馆专家来指导，例如台北的博物馆专家张誉腾老师与桂雅文老师，多次来西安，与我们联合策展及交流，这些经验都很宝贵。

李坤山作品。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藏。

李坤山作品。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藏。

李坤山作品。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藏。

李坤山作品。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馆藏。

澎湃新闻：未来的在影像及收藏上的发展计划如何？

宋群：未来想做一些更扎实的工作，比如在一些专题上更加聚焦，把研究内容收窄一些，更深入一些，收藏也就会更加聚焦。从个人角度来说，还是更喜欢一些“小主题”。比如“家庭合影”，比如“公园照片”，都一直在做。

澎湃新闻：您认为本馆的优势或者劣势在哪里？

宋群：因为我们馆的主题方向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记忆，我们有一句Slogan：“每一个都是一座城市”。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这应该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可以让我们一直保持鲜活。劣势，也许是每一个馆都遇到的问题，资金不足。想做的事情都需要充裕的资金支持，很遗憾，我们都是在精打细算中，完成了每一次的目标。但叫苦叫屈没什么意义，并没有人逼着我们做，想做就继续做，可持续就行。

2018年，一场关于“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文化”的讨论在博物馆内举办。

充分利用不同媒介的展陈方式。

文献、影像资料也通过展览交流方式不断累积，形成系统。

收集散落在每个家庭的家庭生活与时代记忆。

澎湃新闻：面对这两年此起彼伏的疫情，你们机构遇到了哪些实际的困难？又是怎样应对的？

宋群：首先是闭馆的时间几乎占了一半，经常处于闭馆状态。展览计划也被搁置，有些展览索性做不了了。能做的，也总在不断延期。比如我们与《中国摄影》杂志以及影上书房筹划的《中国摄影图书榜历届入榜图书展》，延期再延期，延了大概有一年，大家最后只好放弃原来的嘉宾到场分享交流的那部分，趁着一个空档静悄悄开展。

因为博物馆需要外部资金输入平衡，但大环境如此，我们其他板块也受影响，所以困难是必然的。城市影像馆因为所处位置不错，街区业主方一直非常支持，所以正常运转，也可以做到平衡。但我们的西安市城市记忆博物馆，就没那么乐观，最近得闭馆搬迁。因为城市记忆馆所在的这个创意园区，环境与管理能力越来越堪忧，我们本来就有想换地方的想法，只是搬家太耗费财力精力，没下决心。但最近也许是因为园区经营压力大，续约提出的租金要求，在这种疫情环境下，不降还反升，这促使我们下了决心，决定找更合适的地方搬家。

疫情之下，大家各有各的难，希望一切过去，早点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