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Dedee

今天是“1978-1988那十年”的第二篇，我们将接着上文书，开说1979年的经济文化、娱乐时尚、工业汽车等经典往事。

1979年刚开了个头儿，大事儿小事儿趣事儿一股脑地涌了出来——1月1日，中美正式宣布建交，隔着太平洋的两个大国开说正式且正常地交往起来。

28天后的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应吉米·卡特之邀前往美国进行了十年动乱后的第二次“海外团建”。作为一位“精邓份子”与“鸽派宗主”，卡特对中国开启了全方位的支持——有些人的支持，是除了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持。卡特说要支持，那可是玩儿真的，比珍珠还要真！

他真的对中国怀有好感，好到自己不止一次表示“自己执政生涯里最骄傲的成就，就是和中国建交”；好到邓公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对他深表感谢。

可惜“鸽主”卡特由于“出生罗马”，天生就自带一股子悲天悯人的大善人气质，实在不适合从政，因此在1980年大选中创下美国大选最丢人记录——只拿到了18张票，对手里根拿到了520张，成为了和川普一样只做了一届就被轰下去的美国总统。

按你胃，随着中美成功建交，国内大环境小气候都肉眼可见地松快起来。

在邓小平与卡特谈笑风生的同一天，上海电视台在播晚间新闻之前，投放了一支1分30秒的电视广告。

这支长度堪比如今微电影的广告，是上海电视台、上海中药二厂（上海药材公司的前身之一）和上海美术公司（上海广告公司的前身）联合制作的广告。讲述了一家三口买药酒送长辈，让长辈倍儿有面子哈哈笑的流水账式故事。偏偏就是这支平平无奇的电视广告，拿下了中国广告界的众多“第一”——第一支由中国人自己制作，描述中国本土产品的电视广告。

是的，去年著名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的第二个故事《鸭先知》，讲述的正是新中国初代广告狂人的发迹传奇。

只不过，现实中并没有赵平洋和他儿子这么一对敢在公交车上做连档模子卖酒的活宝。广告是中药二厂的职工们与时任上海电视台广告科负责人汪志诚，当时电视台负责人邹凡扬一起制作的。300元的广告费在当年已属巨款。

演员多来自上海中药二厂和职工家属。一家三口中男主未知，女主是二厂工业科的职工，孩子是女职工的亲女儿。无论现实还是电影里，主角都是“参桂养荣酒”。

由于广告投放时间极为“挫苛”，以至于不少观众误以为这就是一条“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新闻，无视了广告结束后出现的一行提示：“上海电视台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吃完晚饭就到处打听哪里可以买到同款补酒。

于是，这支售价15元的滞销补酒成功地卖脱销了——当时一个大学生的基本工资也就50来块，全国农民的年均收入才160元。“参桂养荣酒”的段位差不多堪比如今的茅台。

300元广告费，换来的不仅仅是滞销补酒统统卖光还大赚一笔这个基本盘，还成为了正式开放的重要信号弹。

据说，《解放日报》总编看过广告后拍大腿表示：“今天应该为上海电视台颁发一枚金牌，因为他们突破了我们国家的电视从来不播放广告的不成文禁令。”

好吧，总编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就在电视广告投放的同一天，《解放日报》也羞答答地刊登了两则“硬广”，分别是上海工艺美术工业公司所属部分工厂的产品介绍，以及上海市食品工厂的产品介绍。

从此，第一批国产广告狂人胆子与步子都大起来了——同年3月15日，上海电视台与上海美术公司再接再厉，在同一时间段播出了瑞士时计品牌雷达表的电视广告。

相比“参桂养荣酒”，雷达表的这支广告属于严重超纲的范畴——因为全程都用英文解说，只配上中文字幕。幸好同一天，雷达表在《文汇报》上加了一个“补充说明”——用一幅手绘插画上了《文汇报》的通栏广告。

短短3天，到南京路四大商场询问雷达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大家也渐渐知道广告语中的“永不磨损”，指的是钨钛合金这种当时对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的新材质。

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过来人都知道，雷达表实际上干了一件“光打雷不下雨”的事儿——整整4年之后，这个瑞士时计品牌才真正进入中国市场。而当时的中国人已是盼它如旱苗盼春雨忘吃忘喝难安眠，即使这块表的价格等于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

20年后，曾任雷达表中国区副总裁的郑世爵谈到这段往事时，承认这是最典型的“饥饿营销”：“当时，中国市场上没有进口表，我们做了宣传后，把品牌打出来了，就造成了一种需求。消费者知道雷达表很好，就想去买，但当时他们买不到，越得不到的东西可能越宝贵。”

哼，资本主义果然是狡猾狡猾滴。

同样在3月，第一批美国游客来到中国。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摄影师。比如玛格南的第一位女性成员伊芙·阿诺德，再比如西格玛图片社的成员詹姆斯·安德森。

前者用5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两次长途旅行，总行程达到了6.4万公里，沿途记录下当时中国老百姓最普通的生活与生存状态；后者则带着明确任务来的，作为一名专业记者，安德森总想着要搞一个大作品，所以专去各种雄伟奇迹蹲点守爆款，一方面可以让美国人更快更直接地认识中国爱上中国，另一方面还能功成名就走上职业巅峰。

老天爷真的主动喂饭给他吃了——就在长城上他等来了自己的缪斯——一个身穿军装的8岁北京土著黑建涛。

当时安德森正在休息，拿着一罐从美国带来的快乐水快乐地嘬着。这个骨骼清奇的外国记者当即就吸引到了同样骨骼清奇的北京娃。当然，真正让后者目不转睛的，是安德森拿在手里的红色罐子。

瞬间，中国人的吃货天性将美国人的搞事儿天性激发出来。

在征得家长同意后，安德森从包里拿出了一罐新的快乐水，拉开拉环并插上吸管，递给了眼里已蓄满口水的黑建涛。后者毫不怕生地接过，坐在长城的台阶上享受起来。趁着北京男孩感受到快乐直冲脑门的瞬间，美国记者毫不迟疑地狂按快门。

双方都表示非常满意。

回到美国后，安德森就迫不及待地将其中一张寄给了《国家地理杂志》。在他看来，灰色长城代表历史，红色可乐代表未来，身穿军装的孩子是两者之间的纽带。

照片的名字是《红色中国的第一罐可乐》。

《国家地理杂志》直接将照片作了封面。这个用力嘬着快乐水的中国男孩，让西方世界感同身受地high了——这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照片，有他们最想见到，最能代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孔。

就在美国摄影师用一罐快乐水名利双收的时候，中粮集团与可口可乐达成协议，数万箱快乐水整装待发，随时准备着飘洋过海，让中国人感受最地道的美国文化。

那年，想进入中国的美国文化大使不只是世界硬通货可口可乐，美国官方派出了一位真正的专家：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前往北京与上海进行讲学与演奏。

很明显，双方的意图与上一年来访的小泽征尔类似——面对新时代赋予中国发展的新使命，音乐文化领域需要从更高的战略视野，更准确的发展定位，打通文化服务经济的血脉，深化、拓展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定位相匹配的音乐文化功能，不断提升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服务能力和发展质量。

说人话就是：用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拉近两个各方面南辕北辙的国家的距离。

艾萨克·斯特恩用一个月的时间做到了。

对了，这场文化交流的同行人员中还隐藏着另一个大boss，著名的纪录片导演默里·勒纳。他用摄像机全程记录下了这次出访，制作成了著名纪录片《从“毛先生”到“莫先生”：斯特恩在中国》。

这部拿下198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电影，详细记述了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听民乐看京剧，观赏大洋彼岸不曾有的常见风景，观察中国处处可见的农田小船铁路石拱桥……一切都让老艺术家无比震撼。

当然，让他更震撼的是中国人对小提琴，对交响乐，对莫扎特的态度，就犹如皇后娘娘吃柿饼般无知且无畏。

最震撼的事儿发生在魔都，他提出一个如今看来极为寻常的要求：演出需要，急需一架大型三角钢琴。可偏偏当时的情况是，搞钢琴的难度堪比一天造出一座罗马。

上海人做牛做马翻遍整个上海滩。他们发现，虽说上海音乐厅有一架演出用的大钢琴，可因为长期缺乏维护，已经受潮变形无法使用，这让斯特恩处于暴走边缘，甚至提出了看似无理的非分之想。

最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挖出了一架勉强能用的老琴，勉强抚慰住老艺术家受伤的心灵。

他曾问出一个令全中国心酸又心碎的问题：“你们7到10岁的孩子都非常有才华，但17到21岁的年轻人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校方无奈回答：“文 革十年中断了音乐教育，他们现在能达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

斯特恩不太能理解，他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用夸张的表情与动作感染中国学生，教会他们如何表达感情，如何从技术教条中解放出来享受音乐。因为中国学生是如此内向。他们轻易不笑，即使充满好奇也不敢将表情明确写在脸上，看斯特恩的眼神纯净又复杂——无知，又充满求知欲。

无论斯特恩还是《从“毛先生”到“莫先生”：斯特恩在中国》，想要表达的不仅是音乐大师不远万里，用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感染异国他乡的年轻人，还有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渴望接触世界，了解世界的中国是多么真诚、质朴又充满希望。

1979年，中国人对娱乐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

因为这一年不仅仅是中国广告狂人的春天，中国南海小渔村的春天，更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春天。

那年，国内7家主流电影制片厂，长影、北影、八一、上影、珠影、峨嵋和西安共上了50来部新电影。对于如今的我们而言，这根本就不够看。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完全够了，等于每周就能看一部新片子，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而且，他们无法理解电影怎么可以只看一遍？必须是再看亿遍！

再看亿遍的结果是，一年之内国内观影人次竟然达到293亿次，成为了空前绝后的历史之最。换算下来，就是1979年的每一天，都有8000万人在同时看电影。

堪称奇观的庞大数据是如何达成的？

首先，好作品真不少。动画片有《哪吒闹海》和《阿凡提的故事》，剧情片则有《小花》、《海外赤子》、《苦恼人的笑》、《保密局的枪声》等等，每一部看个好几遍的确一点儿也不过分。

另外，这些片子的主演都是当时的国内顶流。

比如《小花》中的陈冲、刘晓庆和唐国强，《保密局的枪声》的向梅与陈少泽，《苦恼人的笑》中的潘虹……一大批勾勾又丢丢，一点儿不拿腔拿调充满活力的青年演员，让压抑N年的中国人彻底开眼加开心了。

而那年能文能武霸气外露的票房冠军，是长影厂出品的国内首部谍战电影《保密局的枪声》。这部黑白电影创下了卖出1000多个拷贝，观看人数破6亿，票房破1.8个亿的恐怖纪录——据说仅仅在北京，全城30家电影院24小时不间断放映，才勉强满足影迷的需求，反正电影票也就3毛钱。

不少人为了看这部戏，心甘情愿地通宵排队买票，感觉连起来完全可以绕地球N圈，比香飘飘的杯子可牛太多了。

不仅仅是北京，当时不少城市的老影院都开始了搞起午夜场，一般从晚上10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7点结束。放的也不仅限于当年国产新片，往往夹杂着外国老电影、黑白战争老片等等，四五部轮着放，票价值得不能再值了。

忽明忽暗、光影交错的放映厅，不同的人在凌晨观影席留下不同的背影。当然还有不少人去午夜场，也不全是为了电影……

7月1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成并经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外资的法律。从此，外商投资有了法律保障，我国的外资管理制度在不断完善，国内外的接触肉眼可见地多了起来。

福特率先向我们出口了750辆F系卡车，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汽车第一次正大光明地进入中国销售。

与之相对应的，是依旧上不去的国产汽车工业。就以上海牌小轿车为例，直到1979年总生产量才紧赶慢赶地达到了2万辆。曾经的民族汽车产业娇子，让人止不住地“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如此这般，中国汽车产业即使赤脚赶路也未必追得上人家，还必须依靠风口才能飞起来——我说的不是某旅游App，而是指1979到1986年间兴起的第一波“合资热”。

主动给中国汽车工业“借东风”的人，是著名的华人企业家，美国顶级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的创始人之一，本迪克斯公司的前执行副总裁，北京长城饭店的美方合资人沈坚白。

年初时，沈坚白曾趁着中美正式宣布建交的热乎来中国讲学，遇到了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兼中汽公司总经理饶斌，后者极为诚恳地请他重点讲讲合资问题。

好巧不巧的，沈坚白也是肩负着任务来到中国的——当时，专攻越野车的美国汽车公司（AMC）在越战后遭遇了销量滑铁卢，再加上石油危机，双重打击之下，“油老虎专业户”陷入了产销两难的困境，出现连续14个季度的亏损。

面对客户枯竭的现状，AMC迫切需要利用新场景开发新打法，找到用户痛点布局新赛道，打出一套精准的组合拳来引发深度生态化反。

当时哪片处女地的关注度最高？必须是中国！于是，AMC找到了沈坚白，聘请他为高级顾问，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前往中国寻求可能的合资合作机会。

饶斌如春雨一般地出现了，并问了一个让沈坚白欣喜若狂的问题——原来中国汽车产业更需要“利用新场景开发新打法，找到用户痛点布局新赛道”啊。他仿佛受到了使命召唤般，成为了国内车企与海外车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首位“媒人”。

好巧不巧的，国内首屈一指的吉普专业户北汽在完成了支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任务后，进入了迷茫期——看着兄弟车企纷纷热火朝天地学习着一汽新引进的TPS丰田生产方式 ，反而有些无所适从。但全面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只能另辟蹊径，比如……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于是，“媒人”沈坚白让北汽与AMC交换了“庚帖”，双方开始在合作的边缘反复试探，加深了解。

1979年10月，北汽正式成立商务谈判组，中美双方的谈判正式开始——作为中国汽车工业与外国大型车企的第一个合资项目，大家的大方向明显是相同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于北汽甚至全中国的汽车工业而言，这第一只螃蟹必须啃下去，有了第一只才能有第二第三第四只……于AMC而言，这场合资直接决定了公司未来的命运。

后者甚至为表诚意，曾邀请中方代表团前往美军的某个沙漠演习场，以及设在埃及的吉普分厂参观，向中方实地介绍并演示了他们所拥有的各类产品。

不过任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人人都想合资成功的项目一谈就是4年半，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说是毫无进展吧，也可以说是几近谈崩，让饶斌和沈坚白这两位媒人连连挠头与摊手。

直到1983年5月，经历了美方来华18次，中方赴美3次，中方向各级领导机关汇报500多次，谈判小组五易人选等一系列操作之后，中美双方合作框架明朗起来——双方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BJC），北汽提供厂房和设备，AMC提供正在生产的热门车型切诺基轻型越野车。

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初现曙光。

1979年，之前提到的著名女摄影师伊芙·阿诺德来到了大雪纷飞的北京。她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个传统落后的中国，也是一个把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作为目标的中国；一个美丽淳朴的中国，也是一个在贫穷中知足常乐的中国。”

1979年，以二八大杠为代表的上海产自行车，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奢侈品”，慢慢转变成市场经济时代初期的“必需品”。

德艺双馨的意大利人皮尔·卡丹受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做了一场时尚秀。这场只供“内部观摩”的时装秀，撬开了中国人渴望与世界全方位接轨的阀门。

香港富商霍英东带着1350万美金奔赴广州，开始筹建1949年之后大陆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个圈——宝安县撤销，深圳市成立。

1979年，男人们用着统一的铝饭盒，女人们烫着统一的发型，大家骑着统一的二八大杠，做着统一且重复的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己的理解与努力，成为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变的第一批主人翁。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这个大时代中认真且努力地生活着，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