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天津是华北商业重镇，商业繁荣的背后自然少不了各样的纠纷，维权打假的事例也不少见。今天，就择三个故事与您分享。

　　老晋隆维权开先河

　　假冒伪劣商品不仅危害消费者的利益，也侵害经营者的声誉。清代末年，一起商家声讨假烟的事件，引起社会轰动。

　　卷烟是由美商老晋隆洋行引入中国的，并在天津行销。早期的卷烟属于奢侈品，多在租界的洋行与番菜馆出售，主要供应外国人和中国富人。那时老晋隆洋行在津经销的品海牌、孔雀牌香烟皆为10支硬纸盒包装。由于这种烟盒可以反复使用，导致了假烟的出现。

　　1902年4月，美国驻津总领事致信津海关道，称据老晋隆洋行禀告，“现有奸商私制纸烟冒充本行品海、孔雀两牌号名目，在天津各处地方销售，以伪乱真，有碍本行声名”，请求对两个商标予以保护。信中还将品海、孔雀牌的烟盒原件交与津海关道挂号存案。同时恳请北洋大臣批示，发出相关保护商标侵权告示。不久，津海关道在《大公报》上发出告示。当时，天津城由八国联军都统衙门管辖，他们也发出告谕：不得使用品海牌残剩烟盒、烟箱再装次等烟卷出售渔利，“倘敢故违，定即拿究。”。这两份告谕是当时保护商标权益行为，为当时侵权行为普遍，、维权意识淡漠的中国社会开了先河。

　　绛雪斋版权寻保护

　　旧时，假冒商品中的盗版图书十分猖獗。天津绛雪斋书局就多次利用诉讼和法律，对版权进行保护。

　　绛雪斋老板甘厚慈出身仕宦，与北洋官场多有交往，曾编印许多颇具价值的图书。其中光绪年间的《北洋公牍正序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主政时的公文，颇得袁氏的赏识；民国时期编的《新天津指南》印了三万册，由于汇集天津警察厅掌管的地名，印书时得到了资助。

绛雪斋老板甘厚慈

　　光绪年间，甘厚慈获得李鸿章出使日本的日记底稿，找到天津义合堂刻字铺准备刊刻。不料义合堂偷偷将书稿寄到上海某石印局先行印售。甘厚慈得知后，向天津县衙门提出状告。经过几次堂审，始终未有结果，最后只对义合堂罚款了结。后来绛雪斋印制的《傅相壮游日录》，注明了“天津绛雪斋藏版”，以示版权所有。

　　甘厚慈编辑的《官商快览》，汇集80余种资料，通行各省，颇受欢迎。最初虽有盗版出现，但未能影响正版畅销。1898年，甘厚慈将《官商快览》增加到140种。不料，又有书商改头换面，盗版获利。为此，甘厚慈又向天津县衙门提出诉讼，新任知县吕增祥是维新人物，曾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清楚国外对著作权的重视。为此以天津县衙门名义发布《示禁翻印》的告示：“不准他人翻刻或改换名目印书，有在外埠翻刻的，也不准各铺户代售，倘敢抗违，定要重罚。”这张告示，反映出天津县衙门对著作权保护的重视。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这是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绛雪斋在报上发布告启：“本斋现已遵照奏定新章，禀请版权，同业奉勿再蹈前辙。”由此看出甘厚慈与时俱进，运用法律与侵权行为进行抗争。

　　义聚永维权注册商标

　　旧时，商家维权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义聚永酒庄采取注册商标的形式尤为称道。

　　近代天津大直沽的酒业闻名一时，由于竞争激烈，加之外销受中间商挟制，销路一度不畅。商人刘香九久继承父业经营义聚永酒庄后，从开发新品种入手，以高粱烧酒为胚另加辅料再制，改制成色酒，酿制出玫瑰露、五加皮和状元红等，受到市场的认可。时大直沽酒业销售为“汕头”“福建”“广州”三帮把持，主要销往南洋及东南亚一带。由于这些商人采取赊销方式，造成大直沽酒业货款周转困难。为了摆脱“三帮”的控制，刘香久亲赴香港、新加坡等地推销，成为天津酒业直销南洋一带的首创。

义聚永五加皮酒

　　随着义聚永声誉大增，厦门、汕头个别奸商用火酒勾兑，仿造义聚永的包装和标签，在本地和南洋销售。面对这种情况，刘香九久开始关注商品的保护。此前他在外国洋行工作时，接触过此类事件，通过反复考虑，最后确定以“金星”作商标，进行了商标注册保护。为了扩大义聚永的酒销售，还将金星商标在海外注册。刘香九久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讲义聚永的历史及酒的特色，并告诫消费者，将“请认明金星招牌。”， 反映出天津商人具有先进的商品维权意识。

义聚永打假广告

策划&监制：桃金娘娘

撰文：曲振明　编辑：张桐

排版：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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