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主持新节目《贾乙丙丁》，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播出了，一群人就这样在一辆在公交车上谈着音乐，梦想，理想，电影以及生活..

贾樟柯还是跟以前一样，习惯地保持着第三者的身份，他像个记录者一样，不断观察着五条人，听五条人的故事，听五条人的歌...

明明是主持人，却变成了歌迷...

明明是电影导演，却变成了舞迷。

在节目里，贾樟柯跟仁科一样的洒脱和自在，节目内核大概就是那句：花很少的钱，看很多风景。

他大概是国内最地气的大导演，前几年，贾樟柯在自己的家乡汾阳开了一家叫“山河故人”的家厨。

不在工作的时候，贾樟柯大多都待在家里，下午就在自家的饭店里吃饭。老朋友韩宏说：“他开饭店就是图个方便，朋友来了直接往自家店里带。”

贾樟柯自己说： “在外面许多人追着我，但在这里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

1970年，山西汾阳，贾樟柯出生了。

跟大多名人的心酸童年往事的励志故事不同，贾樟柯的成长，大多消耗在肆无忌惮地青春放纵里。

贾樟柯的青春是叛逆的，他在中学时就开始留长发，跳霹雳舞，逃课，作诗，蹦迪，抽烟，写作...后来贾樟柯甚至还以“诗社”的名义逐渐了自己的七人小人社团，成了汾阳远近闻名的贾小子。

到了后来，贾樟柯的七人小社团的名声越来越大，警察叔叔还问他们，是不是什么非法社团组织。贾樟柯否认，他们只是一群叛逆的青少年罢了...

可，你说气人不气人。

叛逆期的贾樟柯，对文学却有着极高的理解与创作的激情，而那份对知识理解的天赋又总是能够帮贾樟柯顺利地通过学校各种考试。

那会的贾樟柯，没太多期望，就是按照兴趣一步步走，直到一天，他意识到家乡是一座围城，他想逃离这里，去外面的大世界去看一看。

20岁那年，贾樟柯决定去考北京电影学院。

他考了3次，被系录取的时候，贾樟柯已经23岁了，去了电影学院后，贾樟柯收起了自己的棱角。

他经常穿着自己的白色的寸衫，

手上拿着一卷绿格稿纸就往图书馆跑。

周而和周三就在学院的放映室里看电影，那会学院每周都有定期观影活动，周二放外国电影，周三就放国产电影。那几年《黄土地》《红高粱》是热门电影，谁都想成为下一个张艺谋陈凯歌。

唯独，贾樟柯他不想。

他觉得：“那些电影没有一部与我有任何关系，也没一部与中国人真实的感受和处境有任何关系”。

贾樟柯决定自己拍电影。

贾樟柯拉来两个朋友，成立了“北电青年电影小组”，1994年5月26日，三人组去了天安门广场。

用一天的时间拍了部纪录片《有一天，在京城》，随后剪完后，拿到学校放，看完后同学沉默离场。1994年12月30日，不甘心的贾樟柯又拍了《小山回家》跟上次一样，同学们依旧沉默离场。

这不怪同学们“不识货”，在那个第五代导演叱咤风云的年代，学生们对电影都是有着统一标准的，

标准就是第五代导演。

贾樟柯在创作上的“离经叛道”显然不被认可，但贾樟柯不甘心，他开始反省电影学院的环境和教育体系，随后他决定把电影拿出去放，后来这部《小山回家》在香港短片比赛上拿了一项剧情大奖。

有喜欢的，有讨厌的，

贾樟柯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电影路。

1997年2月，贾樟柯从北京回到汾阳。

汾阳是山西一个很普通的县城，因为偏，所以也残存着不少明清时期的街道，但那次回到家乡，父亲照常给他烧了几个菜后对他说：去街上走走吧，县城主街道很快就要拆掉，盖新路，盖新楼了。

贾樟柯对此很震惊。

他是在这条街道上长大的，街上的每个店铺都有着他成长的记忆，这条街道的消失，让他有了一种惆怅的感觉，27岁的贾樟柯，意识到“变革”的来临，这让贾樟柯无法平静，他决定要记录下来。

于是，贾樟柯写了《小武》的剧本，并把他拍成了剧本。但电影拍完，只是电影物理意义上的出生，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在制片人的建议下，贾樟柯决定把《小武》寄给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

虽有遗憾，但是贾樟柯一举成名。

法国《电影手册》评价道：《小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那一年，贾樟柯28岁。

多年以后，他在《贾想》中回忆道：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会有许多不平静的时刻。政治剧烈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个人的情感处境，或者生、老、病、死，那些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才能逐渐理解的生命真相，都会让我们体会到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的困境。也正是这些困境给了我充沛的表达欲望。

电影是我的精神出路，

这是我选择电影为自己终身职业的理由。”

在此之后，贾樟柯总觉得自己是"总是准备好扛着摄像机跑到马路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言人。

跟许多艺术片导演不同，贾樟柯不缺钱。

这部90年代投资20万的《小武》在海外发行，仅仅是版权费就让贾樟柯在90年代赚回了500万。

时至今日《小武》仍在给带来持续的收入，海外的电视台，每三四年版权过期就会再续一次。

因此早在90年代赚了500万的贾樟柯就实现了财务自由，而且他又很聪明，会投资，风口上，投资过煤矿，投资过白酒，投资过房地产...

当然，贾樟柯说他最成功的一次投资，投资的是一个青年导演。这个导演，其实就是他自己。贾樟柯这个文艺片导演跟其他人穷钱少的文艺片导演做事也不同，贾樟柯拍电影，往往只需要三个月，按计划推进，不紧不慢，很有秩序，制片班底较固定，老婆又是万年不变的女主，成本不会太高。

海外投资人很喜欢贾樟柯。从2000年开始，日本的北野武给贾樟柯注资，后来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拿了金狮奖，法国公司MK2接过了全球发行权，MK2把贾樟柯的电影发行到世界各地。

而贾樟柯能从里面拿走三分之一的收益。

所以即便国内的票房不好，甚至被禁映，贾樟柯也从来不缺钱，也没有赔过钱。

那部《三峡好人》投资仅600万，销售到了75个国家，版权费卖了4000万，《世界》在北美地区高达百万美元，国际销售在2004年李仅次于《十面埋伏》和《2046》，那部文艺青年吐槽的《山河故人》，4000万的投资成本，还没上映，海外预售的版权就已经把所有的成本都已经收了回来。

还有王宝强主演的《hello！树先生》，虽然并非贾樟柯执导，但是贾樟柯以监制的身份帮忙这部电影发行海外，所以即便《hello！树先生》当年票房遇冷仅200万票房，但是两年的海外版权的销售也让这部电影最后把成本给收了回来。

贾樟柯说，那些导演靠拍商业片大片赚到的钱，自己拍艺术片一样能赚到。当然，贾樟柯的商业版图也不仅仅只是电影，在电影导演的身份之外，贾樟柯还有这另外一个身份——中国广告导演。

从2015年来，贾樟柯平均每年差不多要拍七八个广告，至于广告的收入，用贾樟柯自己的话说“我大概是全中国最贵的广告导演”，跟贾樟柯合作都是国内像头条，移动，这样的大客户做形象广告。

2008年的贾樟柯的那部《二十四城记》其实正是华润投钱砸下超级地产广告，但贾樟柯很巧妙地融合进了他的思考，把电影还带去了戛纳。

后来，赚到钱的贾樟柯还在山西平遥参与投资了6000万平方米的平遥电影宫，打造了平遥国际电影节，后来干脆又一鼓作气在汾阳的旅游区，参与投资并兴建了3000平米左右的贾樟柯艺术中心..

在赚钱这件事，贾樟柯从来不含糊，至于有人担心，贾樟柯会不会忘了初心，贾樟柯的回答是——

电影，赚不了钱，拍电影，需要钱。

贾樟柯是个很务实的人。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的业务能力真的抗打。贾樟柯的电影应当从对“县城”的理解开始。

中国“县城”的存在挺特殊，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存在是中国变迁的标签与见证，是外力影响的成熟概念，它刻画了中国碎片化的社会空间，纪录了过去的历史，属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图景。

而贾樟柯的电影实质上是在为县城立传，这也是他的目的。贾樟柯的小城视角叙事国内的导演无人能望其项背。没有这种生活体验的人往往会指责他刻意展示中国的阴暗面，但你要真的生活在贾樟柯描述的世界里，你也不会喜欢他的电影，

因为太苦。

这是贾樟柯和贾樟柯电影最矛盾的地方。

人们不喜欢苦难。这就跟观众不喜欢看“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是一个道理，大屠杀的那种无力，痛苦，迷茫，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没有最后抗战胜利的慰藉。

这类题材不太适合拍成一部商业片，它适合以纪录片或者以爱国教育片的形式来拍。

贾樟柯的电影矛盾就在于此，他的电影“太苦了”，没有苦中作乐，也没有那份原始的快感。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人仿佛生来就是苦的，他们背负着某种与生俱来的罪孽，迷茫又沉闷，仿佛只有不顾一切的逃离才是目的地，可是又能逃去哪里呢，贾樟柯给不出他的答案，于是就只有“跳舞”的自我精神逃离与自我的救赎与感动。贾樟柯始终在踌躇与不安中，在历史变革过程中寻找定位。

没人会喜欢这种苦难，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思考时代洪流的对错，也没有广阔天地练红心的浪漫情怀，人们要的仅仅是活着。

怎么活着？就是简单的粗茶淡饭，闲暇时跟朋友聊着几百万的豪车配置，尽管自己买不起，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你愿意每天看的文章都是告诉你多么的严肃，生活多么的惨吗？人们多没希望吗？

不会的，文艺的内核始终是娱乐而不是教育，要说教育，生活才是最好的教育，而不是一部电影。

但贾樟柯的电影就很苦啊，他很严肃，不过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喜欢看那些严肃的电影，实际上那种对苦难的触动和哀伤也都是一种放松和思考。没人喜欢看到自己亲自经历的苦难，也没有人喜欢动不动暗沉的文章和内容，人们要的是放松。

记得锵锵三人行里窦文涛曾问：“为什么我看片会喜欢看底层人民的苦难、悲愤伤感的情绪，而底层人民自己不喜欢？”

电影学院老师刘炎焱告诉窦文涛：“也许是因为你过得太好了，你的生活中快乐太多了，你对美好已经麻木了，你需要苦难来打动你。”

所以这才是贾樟柯的电影在国内卖不出去的根本原因，因为文献式的电影，不适合观影，因为它只是再讲述了一遍苦难，苦难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苦难只对那些缺饭苦难的人才有着正面的意义。

人们希望的是放松与愉悦以及治愈，仅此而已。至于为什么，贾樟柯的电影能够在海外卖的好，因为西方除了对东方的想象外，还有着所谓的“教义”赎罪，自我折磨把外在苦难当作“赎罪”，这在西方很常见，而贾樟柯的电影里正有着那股深谙，黑暗，疯狂，以及对自身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拷问。

这不是批评，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个这么“苦难”的贾樟柯，人们不喜欢苦难，但总有人要记住苦难，总有人要替我们记载下变迁的历史。时刻提醒着我们，生活关于苦难的那一部分的存在。

有这么一份滋味，时刻提醒着我们还有苦的部分。像贾樟柯这样的时代记录者，也不会有第二个了。

终有一天，贾樟柯所代表着中国“第六代”导演会和他们的前辈以及任何时代的同样一样，

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

但对贾樟柯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