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是现今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959年查良镛（即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
1959年，查良镛出资8万，沈宝新出资2万，共同创办《明报》，每日出版一张。创刊初期，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金庸更是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但是《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之路，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明报》的老员工都记得他当年辛劳的身影，一方面经常要通宵写稿，另一方面又为经济问题苦恼不已。有传说，一段时间他要靠典当来维持《明报》。 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每当他们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改乘电船仔渡海，但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要即到即开，需要包租费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捱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咖啡、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而已，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开始关注《明报》。慢慢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
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特别是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社论。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此时，《明报》才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难民潮”结束之后，《明报》一改报格，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为读书人、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1962年7月销量跨过3万份。到1963年，《明报》已完全摆脱财政窘境，平均日销量是5万份。
“文化大革命”为《明报》树立了“言论独立”的形象。当时《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也从此开始，金庸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偶像。基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金庸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自任月刊总编。后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明报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 1968年，又创办《明报周刊》，经数年发展，也成为香港历史最悠久、最权威、销量最大、读者层面最广的娱乐周刊之一。
尽管《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到1980年代 《明报》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份子报刊，赢得很高清誉。
1988年《明报》日销量已是11万份，1989年跃升到18万份。除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
金庸希望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无论在编辑委员会，还是行政委员会，长期担任家长角色的查良镛都是最高的决策者。但在1992年2月，金庸主动将鼎盛时期《明报》的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1993年4月1日，于品海取代查良镛出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查良镛主政《明报》的年代结束。1994年1月1日，查良镛辞去名誉主席职位。金庸离开的那一天，在偌大的办公室，他将自己的日用品装进纸盒。虽然金庸还是《明报》的精神领袖，但是《明报》已经不再是查良镛的《明报》。
成为《明报》第二代业主的于品海19岁在加拿大办中文手抄报纸；30岁以零成本收购马尼拉希尔顿酒店；后投入网络行业，现任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国数码信息董事会主席。2000年以5.9亿身家位居香港千禧富豪一列。虽然他被金庸看重，但最后还是把《明报》转让出去了。《明报》现任老板是马来西亚人张晓卿。张晓卿买下《明报》时，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被金庸婉言拒绝。
新闻传媒人王世瑜在谈及《明报》的成功时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1960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在“黄色新闻”和贩卖“三S”盛行的香港，仅有的数份报纸中，只有《明报》走持平、踏实的路线，以客观和忠实的态度作为办报原则。
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
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报》有过关系。所以，金庸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隐然有“帮主”之地位。《信报》老板林山木1960年代加入《明报》，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后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后来自立门户建立《信报》，成为香港经济学的教父级人物。现《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都曾经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后《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曾经是《明报》校对兼送稿生。胡菊人加入过《明报月刊》。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记者。现《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工作和战斗过。
多年来《明报》一直在与胡仙的《星岛日报》和马家兄弟的《东方日报》争夺香港读者市场。金庸很有自信，他常对人说：“胡仙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我从上海来到香港的时候是个穷小子。” 胡仙在香港受到尊敬，但是金庸更被崇拜——金庸任董事长期间，《明报》逐渐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有人把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报》，其对中国时局的预测和分析，是其它报纸不能比拟的。《明报月刊》则是华人世界最文人化的刊物，其对大中华关怀，深受全世界华人好评。
十年来，无论是在大陆、台湾、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文化界，《明报》都保持着较大影响（在金庸主政时期尤其如此）。金庸的社论，也倍受大陆、台湾、香港的高层政界人士，文化人士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