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争议 媒体称利于公共利益可支持

　正在提请浙江省人大审议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做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对此，报道认为这是对近来备受争议的恶意“人肉搜索”行为立法。

　　禁止人肉搜索的法令最不少见，至少去年就有徐州与宁夏等地公开禁止。禁止自然有禁止的理由，个人信息权益与隐私权也确实是法律应当保护的内容。然而，对于禁止人肉搜索这事儿，网友们却并不买账，近来多项网络调查表明，大多数网民反对禁止人肉搜索。

　　追问

　　别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我国多地拟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指向的应是“人肉搜索”的负面效应。“人肉搜索”由于其具有搜索主体的不确定性和搜索对象的随意性等特点，容易误导公众，出现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等不良后果，如道德主义泛化和公共理性丧失。泛道德主义的网民往往怀着良好的动机突破道德底线，义正词严地充当道德判官，没有严格的程序，也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当事人的权益毫无保障。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引起的诟病是可以想象的。并且，“人肉搜索”无度的披露、指责、谩骂，无异于以一种违法甚至犯罪的方式来对付另一种不法，实质上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限制并无不妥。

　　但是，我们要看到，“人肉搜索”与监督渠道不畅有关。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舆论的公共论坛确实是复杂的，但在嘈杂中，往往传递着较为真实的底层声音。公权力不仅仅要保护大多数人利益，少数人的权益也要得到法律的保障。法治政府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法治的精髓是用法律规范政府的行为，监督政府不超越职权，不滥用职权。众多网络话语平台的建立，使公民表达意见的门槛与成本降低，通过一人提问，八方回应，通过网络社区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与隐私，并把这些细节曝光。人肉搜索从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监督体系的完善，“周久耕事件”就是说明。

　　也就是说，“人肉搜索“具有相当的正面效应，一是可以成为舆论监督的利器。二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三是不良情绪的宣泄渠道等。因此，单一的立法限制并非最优选择，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

　　因此，可以给“人肉搜索”划定边界，让其接受正当性的考问。简单地说，只要“人肉搜索”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就应得到鼓励和支持，否则，就应受到限制。道理很简单：我们总不能在泼脏水时，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吧？朱四倍

　　质疑

　　疑似权力自我保护

　　有些事情，国家颁布法规或政策后，地方上并不积极，比如历次的楼市调控政策；而有些事情，国家层面没有态度，地方上却积极得很。禁止“人肉搜索”成为地方立法的一个趋势，显示着这种“地方积极”。

　　当然，地方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只要程序合法，也无可非议。问题是，某些选择性色彩较浓的“积极”，其权益主张的倾向性有些露骨，不能不叫人质疑和忧虑。“人肉搜索”曝光他人隐私的行为，确有消极的一面，然而它又是舆论监督的有效手段，一直以来所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就因为其兼具了积极与消极两种功能。公民隐私被曝光于网上，这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来说，性质是消极的；但是“人肉搜索”若能够有效地监督官员不明财产及生活劣迹等涉嫌违法违纪线索，最终揪出了腐败分子，那么它就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性质就是积极的。

　　禁止“人肉搜索”，说白了，实质就是权力的拒绝监督与自我保护。马涤明

　　建议

　　要规范不要禁止

　　随着“人肉搜索”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因为“人肉搜索”引发的侵权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相继提出了禁止“人肉搜索”的动议，并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事物，“人肉搜索”固然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绝不是简单地禁还是不禁的问题。

　　事实上，以原江宁房产局长周久耕因天价烟事件而落马为标志，近年来“人肉搜索”的反腐败功能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党和政府高度肯定和重视网络反腐力量，关键也正是其“人肉搜索”无所不及的强悍作用，禁止“人肉搜索”，恰恰阻断了网络反腐的路径，甚至给人以惧怕反腐的存疑，显然是不足取的。

　　而且，“人肉搜索”在弘扬社会正义，恪守道德规范方面也功不可没，不但不乏诸如“最美乡村女教师”这样的道德楷模因为“人肉搜索”而出名，受到公众的尊崇，而且也让一些不守法、不守德的丑陋现象因此而无处遁形，从而起到抑恶扬善的作用，简单地一禁了之无疑有违国情民意，是对善良的无情扼杀。

　　因此，对“人肉搜索”应该辩证地对待，而不能一出问题就想到禁止，把孩子连同洗脚水一起倒掉。与其一刀切地加以禁止，倒不如着眼于兴其利而除其弊。不妨借鉴台湾的做法，对善意、公益的“人肉搜索”给予保护和勉励，而对恶意“人肉”行为加以惩戒，从而达到净化网络环境，充分利用好网络资源的目的。何况，即使出现恶意侵权现象，民法、刑法都有相关的惩治规定呢？范子军

　　延伸

　　人肉搜索与网络热词

　　禁止人肉搜索的法令最不少见。至少在2009年，徐州与宁夏等地便公开禁止了人肉搜索。禁止自然有禁止的理由，个人信息权益与隐私权也确实是法律应当保护的内容。然而，对于禁止人肉搜索这事儿，网友们却并不买账，据《人民日报》消息，有9成网民反对禁止人肉搜索。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从技术层面讲，人肉搜索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能让身处迷惑中的公众找到明确的答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人肉搜索就像古文字专家手中的“放大镜”，它只是识别文字的一种工具而已，虽然在研究古籍时也能发现古人使用的不雅用语，但要明确的是，放大镜本身没有什么错。禁人肉搜索就很像禁止使用放大镜。

　　从社会层面讲，禁止人肉搜索的本质在于弱化网络舆情的表达。2008年，人肉搜索一举成名，原因在于人肉搜索已然成为网络反腐的重要利器了。林嘉祥、周久耕等一干牛领导们，纷纷在网友们的人肉攻势之下败下阵来，继而锒铛入狱也不在话下。

　　笔者想到了今年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的“屏蔽网络热词”提案。众所周知，网络热词本身是网友们的发明创造，什么“躲猫猫”、“欺实马”也都是网友们因质疑而产生的调侃。这样的调侃，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进而敦促一些社会性的公共事件向正义的方面发展。而如果要屏蔽网络热词，网络上的民意表达势必受到伤害。

　　崔永元在今年的两会上说，“网友们很聪明，政府和权力不要试图与网友们玩捉迷藏。”从这个角度讲，在没有区分人肉搜索的公益性与私利性、正义性与邪恶性之前，一味指望立法解决所有问题，除了能打击网络舆情的表达外，还往往损害掉立法与权力本身的公信力。王传涛

　　声音

　　何必相煎太急

　　诚然，人肉搜索确实具有很强的双刃剑特性，积极作用明显，然而也时有“误伤”事件发生。但整体上看，人肉搜索迄今所发挥出的正面作用，远大于其负面作用。还不仅如此。就此规定目前的条文而言，也存在着概念模糊、诠释随意等明显的缺点。比如采集信息的途径怎样才算“合法”？什么样的情况下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才不算“擅自”？难道是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之后吗？(《广州日报》)

　　应该区别对待

　　事实上，出于公民监督公权的目的，搜集、公布涉及“社会公益”的官员的、公共事务的一些信息，与上述“人肉”公民的隐私，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区别在立法中应有所体现。(《大河报》)

　　“人肉搜索”较为著名的有周久耕事件、华南虎事件等。陕西农民周正龙称在巴山拍到华南虎照片(图一)，结果立刻被网民不断从光线、拍摄角度、现实年画搜索等角度提出质疑，最终所谓“华南虎照片”终于被认定为假照片，“拍照人”周正龙因涉嫌诈骗罪被逮捕。而台湾女星陈明真参加某综艺节目录制中语出惊人，爆料内地一位女演员让助理跪在地上充当“人肉座椅”，自己坐在上面化妆达半个小时。为了形象地展现当时的状况，陈明真还拉上现场主持人与嘉宾摆起了人肉座椅造型(图二)，有好事者通过“人肉搜索”，先后列出范冰冰、蒋勤勤等与陈明真合作过的女艺人，又引出喊冤声一片，这恐怕就是“人肉搜索”的负面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