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让香港作为方法

文／陈冠中（原载《沟通》第5期）

编者按：陈冠中先生这篇2003年的关于香港的文章在今天看来依然对我们有很大启发——“香港就是香港”、“让香港作为香港的方法”。回头看我们内陆城市，在全球化的挤压下、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怎样保持和玩转本土化；或者我们一定要“国际化”吗？我们要成为东方巴黎、东方威尼斯、东方曼哈顿吗？陈冠中先生说得好，还是先做好自己吧。

在一个谈都市神韵、公共艺术、公共空间的香港研讨会上，作为一个排在比较后的发言者，有很好的后发优势，不止是先听了别人说什么——我从中受益非浅——而是觉得有更大的自由，或说是更大的空间，去包含一些在较早的发言是会觉得太笼统的话题，即文化的话题。但其实也是因为上述被讨论的话题，本身就要求着我们，甚至可以说逼迫着我们，去扩阔到好象是跟上述话题无关的文化话题。

如果我们问，甚么是香港的神韵，难道我们不是在问，甚么是香港的特色，难道我们不是在问，甚么是香港的形象，甚么是香港的文化，以至终于难免要问，甚么是香港？而甚么是香港，难道不是意味着，香港的历史是甚么、香港的经验是甚么、香港的故事是甚么，不是意味着，人们如何想象香港，人们如何理解香港，人们如何体验香港？而这个时候我们又很容易想到，这个所谓人们其实并不见得有共识，是名副其实的众数的各种人们，甚至刚才我说的我们其实亦是各种我们。任何人说话用上人们，我们，人民，全港市民，多是并没有征求众数的各种们们的同意。

香港中国银行大楼，香港的银行业十分发达。

我们应很警惕，用英文的说法是到处尾巴加上一个众数的“s”字，这或许不是很流畅的中文，但却绝对有利于公共卫生，因为董建华特首、香港旅游协会干事、牛头角顺嫂，在座的各位，其实是众口难调的，不过如果有一天大家变得口径都一致，首先就用不着再开研讨会，跟着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逃离香港。

而对这些假设是诚殷无私的人士来说，香港本身的特殊性只有让“是为了什么”这问题更令人困扰。

外地来的宾客们，虽然香港的公共卫生行之有年，但难保你们不会拉肚子，你们可以试一些同样行之有年有效的中国草药，但如果有人灌你们喝各种香港这个“亚洲全球城市”的迷汤，我就没有现成解药可以推介，只寄望你们体内有抗体，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东西看上去一定是很可口的，吞下去还会有亢奋的快感，只要你事后知道说不定其中有幻觉——这并不是很容易分辨到的。

你们或许会感到比较安慰的是，我们香港人也长期在服用这种跟喂你们几乎一样的迷汤。或许现在大家可以猜想到，为什么我在说香港是什么这个话题时，总是结结巴巴，顾左右而言它，因为我知道说得流畅的时候，就是你们应该怀疑我的时候。

比我更不流畅的是那一小群研究文化的香港学者，我不是指他们难免挟杂的后现代后殖民切口，而是他们为了要诚实只好经常用“反话”来说香港，如“消失中的城市”“消失的文化”“双重反向”“沉默历史”“诡异城市”“我是谁”“香港的非想象化”“内爆”“爱彼为难的历史”，以至“反面空间”(包括虚拟和论述的空间)。这些很有见地的反面论述说明了我不能轻言香港，一切关于香港的各种正面说法，大家认为动听的香港故事，耳熟能详的港式宏大叙事，不论说给本地人或外地人，说给自己或说给别人，都可能只是有倾向性的一种“说法”而已，或只是广告词，只是自我催眠的咒语，作为绵密连贯的现实主义式故事还真是漏洞百出容易给人反驳。

反讽的是，这样的反面论述，反面显示了主流声音并不足以描述香港的同时，却证明了香港的特殊性。作为最早参加“布雷顿森林”的世界秩序的新兴地区，一个一直背靠中国大陆地区、放眼世界的文化不设防城市，一个在二战后人口才暴长而国族中心文化底气稀薄的边陲前殖民地，虽然有许多坏建筑并曾罪恶地过度破坏仅有的历史遗产，却没有变成程序化的全无特色的普通城市，更呈现了让别人的现成论述套不上、不好说的本地性，一种特种的杂种全球主义，一种无边界的本地主义，见证着殖民和去殖民、去中国和在中国，本身更在某些方面成了掌控别人命运的“亚帝国”——如流行文化的输出和港商在珠三角聘用的千万劳工——却依然让人只能说一句多余的话：香港就是香港，那香港真可能是比我们这些自以为熟悉香港的人所想象的更神奇、诡异、不好说 。

从说香港是自由放任经济但同时是有一半人口住在“公共”房屋享用低廉公共医疗的“福利社会”，到以政府工业政策、儒家文化或终身雇用制来讨论东亚经济然后补充说香港是例外，到充满创意的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行政主导、行政吸纳政治以至令人联想到法西斯时期意大利统合法团主义的功能组别制，但同时却维持着相对高效和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并大致实现了许多普世价值如言论自由人身保障，香港一直是别人的各种现有理论说完主论点后写一个例外的那个例外、加一个补充的那个补充——那无论怎么说都是香港的一项成就。

香港早就没有原味，只有混杂，但这混杂却成了正宗港味。

有一阵子特区政府还说要让香港成为东方的曼哈顿，我们很难想象譬如伦敦会喊说要成为大西洋东边的曼哈顿，但香港到今天还会有人这么谦卑，放下这样身段，即香港这个超复杂地方早已经是世界级的奇观——容或可说是伟大——城市之一。我并不是说香港没有东西可向曼哈顿——另一个伟大的城市——学习，作为无边界的本地主义者，香港永远应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开放的社会，不过香港的其中一个重点学习对象应该是：香港。反面说，香港自己还没学会做香港，整天只想拿来别人的想法往自己头上套，并不断向自己重复自己编出来的过时广告宣传。正面的说，是让香港作为香港的方法。

香港作为方法——或许每个稍有传统的地方都应兼顾自己的方法——不同于之前外地学者提出的亚洲作为方法和中国作为方法，后两者是要总体代替西方的现代性，但香港作为方法是完全属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但却以强顽的本地性——这个本地本身又是个多元的中心——丰富了大家对全球化的理解，做了一次长达50年的示范：连香港也能一边拥抱全球化一边闹哄哄地玩本地化，大家还用怕甚么全球化：事到如今全球和本地别无选择必须择善固执地并行，而哪怕是不理想的现状却是仅有的起步点。譬如香港的拥挤是举世有名的，然拥挤可能是今后大部分人类逃不掉的命运，故香港对拥挤的处理，已开始为世人研习。譬如我们的电影、设计、漫画、餐饮、电视、美术、音乐、报刊、散文、小说、表演、建筑等，皆早具港味、甚或蔚为港风、甚或可称得上“香港学派”。譬如别地方可以炫耀原味(authenticity)——当然原味这玩意本身是值得怀疑的——香港早就没有原味，只有混杂，但这混杂却成了正宗港味，成了香港的特色甚至优势，一对经过调整的眼睛甚至可以欣赏到其中的美。混杂是从外看的，在里面生活的人看到的是有序的、有用的和有意义的——对长久在其中生活的人，更有社区的和历史忧伤或怀旧的意义，这是她们曾参与协作的空间，并是构造她们现在身份的空间。我曾提出过城市发展的附加法，就是先不要整片乱拆，而是在既存现实的基础上有依据的附加（倒不是随意作装饰性添加），即是指优先保留和发扬现有的旧区，把隐藏的、压抑的、遗忘的东西突显出来、把现有的潜力发挥起来，不管是殖民地的、共产党的、民国的、中原的、岭南的、民族的、民俗的、雅文化的、精英的、现代主义的、田园主义的、半唐番的、全球化的、外国势力的、时尚的、商业的、社团的、行业的、社区的，以至香港原创的和混杂出来的，先让各有并存空间然后才策略性地附加新的和前瞻性的、并落实体现于原在的各区各种空间各种建筑，哪怕是最普通的建筑。这是历史主义的做法。这个附加法让公共空间不至于进一步受制于政府参与共谋的单维度地产发展思维。这个附加法让各种人们可以很创意地参与进来，就艺术观念而言是艺术即经验的进路，鼓励艺术家介入公共空间但不独尊大作品主义，这也是共同体的做法——一个地方的共同体是众数的，有不同层次不同属性，正如每个人有多重身份。把香港千头万绪又无可替代的面貌共时地呈现出来，神韵自在其中。这是我们的故事们(包括从而创造的未来故事们)，我们的身份们；这是个人成长、个人有所依托的生活世界，也是香港人看到自己的丰富复杂的身份和传承后，打开思路，让多元香港想象重新出发的孵化器。有些人可能把公共艺术理解成地标建筑物，标榜着创作者的才华和拥有者的财富。我更愿看到公共资源放回一个历史主义的和共同体的自我学习、不断成长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