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之三）

作者：《重庆时代信报》记者 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

文章来源：传媒视域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它以宪政精神为基座、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记者喜欢把自己带进新闻，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一些国外的哲学思潮和理念涌入中国，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和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左方——江艺平——钱钢，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那些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南方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论，但是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一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百姓有一种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根本没有预想过。

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终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説，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的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很多普适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美国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注意到共和政府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监察的作用体现在人民对政府而非政府对人民的监督上。”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任何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上述观点都具有“普适”的意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盯着政府和官员，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道：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理想主义者的后南周时代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聚光灯亮起，他们的身影闪烁其中。他们此前的记者生涯虽然也常常直面残酷现实，但是这份报纸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做梦的舞台，在文人和侠客的想象中超越现实快意人生。

离开了《南方周末》，在比新闻更加坚硬的现实中，他们能做些什么？

从记者到总编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在做媒体。凭借在“南周”积累的才干与名气，他们获得的操作空间显然更大了。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功成名就，成为报业中举足轻重的诸侯。

朱德付1998年离开《南方周末》后，参与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并任副主编。后来与昔日的工作伙伴、好朋友谭军波一起进京，参加创办了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如今的《京华时报》俨然成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主流力量。朱德付毫不掩饰“南周岁月”对自己现在的影响，他说，由于在广东学习和工作了多年，岭南文化那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勤勉刻苦，以及纯粹的商业精神让他受益良多；还有南方报业集团鼓励创新、崇尚正气、激赏才华的集体氛围也是在北京办报时的精神财富。

沈灏，这个看起来比较腼腆的北大才子，则已经成为著名的《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报系”的发行人，笑傲江湖。 

 
曾任《南方周末》头版编辑的沈灏，是21世纪报系的发起人之一。

谭庭浩于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将这份刊物在不长时间内操持得有声有色。

才女陈菊红，去哈佛留学，去年回到广州，接手国内著名政经杂志《南方窗》，任总编。现任腾讯网总编辑。

 生于74年的陈菊红现任腾讯网总编辑。

坚守新闻一线

2002年７月22日，李玉霄从《南方周末》辞职，在《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半年，2002年底，与余刘文、杨海鹏等合作创办《外滩画报》，半年后，李玉霄再次离开，到《东方早报》，又辗转到《了望东方周刊》，2003年４月，在原南周上级徐列的邀请下，参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办，现任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上海办报的一些折腾，一度让人觉得李玉宵雄心不再。不过在南方人物周刊，李玉宵的文字再次焕发出光彩。

在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师妹”刘天时，她擅长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写她的人物。

著名法制记者郭国松离开“南周”之后，曾经北上参与创办《法制早报》，然而，没过多久，便劳燕分飞。参与过该报创刊的一个记者介绍说：“从他做出来的那个试刊可以看出，报纸的定位确实很有品位，他也很内行，一幅雄心勃勃的样子，同样，大家的情绪也被他点燃起来了，没有想到，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就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他的方案被否定了，他也不愿意妥协，于是决定离开。”

而在折腾了一番之后，郭国松又回到了南方报业集团，不过不是《南方周末》，而是《21世纪经济报道》，做高级记者。他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本报的评论专栏，一周一篇稿子，主题大多是公法领域的问题。感兴趣的时候，我也会做一点涉及法律制度变革的报道，基本不做常规性的报道。除此外，就是偶尔到一些大学做个讲座，谈谈法律或者新闻。这也符合他长期以来的追求：做一个学者型记者。

赵世龙，离开《南方周末后》到《广州日报》，继续“揭黑”，因为广州戒毒所的事情受到生命威胁，甚至不得不在网络上留下“绝笔”。不管怎样，此事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因此成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年度风云记者。2004年10月，湖北知音集团请他到武汉，组阁《新周报》。赵世龙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一班老‘南周’人重建那样一份媒体的尝试”。《新周报》创刊初期猛料迭出。但是，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后赵便黯然去职。

目前赋闲在广州的赵世龙接受信报采访时，介绍他的现状：“我前段时间在昆明，帮助做一份报纸，对方聘我做为主编，月薪2万五，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呆不下去了。主要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假如仅仅为了钱，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前两天刚刚从北京回来。也是有一家媒体刚刚诞生，请我过去。这件事情正在谈。”

著名摄影记者方迎忠，离开周末后先后在广州日报和成都商报主持摄影部，在伊战和泰国海啸等重大事件中，深入险境发回现场图片，再显南周时代的风采。目前还在成都的他透露说，他可能还会回到广州。大概他想念沿江路上的酒吧了。

坚持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痛，对于杨海鹏来说，有真切体会。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杨海鹏旋即辞职。

再次辞职后，杨海鹏与李玉霄等人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任副主编；2004年又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回顾多年的记者生涯，杨海鹏感慨：“现在的记者，不要再像黄继光一样拿着炸药包冲刺，而应该像狙击手一样，既打击敌人，又保护自己。”

目前，杨还未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但是，对于继续做记者，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转型媒体经理人的道路

孙保罗离开南周后，便迅速向媒体经理人方向转型。他出任发行人的《华夏WATCH》前后出版了十期，看过的人都对其酷似南周的新闻品格和装帧风格印象深刻。但后来因为投资商“诚成文化”涉嫌经济诈骗，失去资金支持而夭折。此后孙保罗还在〈家庭〉杂志集团做过出品人，现在也已经离职。目前在寻找新的项目，同时在中山大学教授深度报道。

因为《华夏》的定位是“职业新闻人的视野”，因此网上评论将华夏停刊事件称为“职业新闻人的溃败”。孙保罗自己认为，《华夏WATCH》的失败，可以理解为“职业新闻人努力的一个项目的失败”可能更加贴切。一次尝试，一单合作，一个项目，一次冒险的失败，不能代表职业新闻人溃败了，因为溃败更多是指理想幻灭，对现实投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感觉是精神层面的倒塌。

“而我自己虽然对自己艰苦努力的结果付之东流而痛心不已，但我的精神并没有溃败。反而这些坎坷中的熬炼，使我和合作伙伴们走向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源，特别是经济的资源，而依附别人的资本来发展，受到“母体”的连带影响在所难免。”

不过，这件事情让孙保罗明白了，“绝对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孙信心十足的表示，要办好的媒体，优质的资本是重要的基础。而媒体产业化的必然到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职业新闻人”的春天。

2002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编辑方三文正式离开。他先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挂单，然后北上参与创办《东方早报》，后来又回到《南方都市报》任编委。期间的波折，是理念的冲突还是客观因素的不可抗？方三文说：“主要是合作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变化，使我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感下降了。”

在《南方都市报》的方三文，主抓深度调查，“孙志刚案”等巨作问世与他有直接关联。

（距本文写作）几个月前，方已经正式加盟网易，担任网站副总编辑。至于为什么离开纸媒去网络，方表示自己对网络的传播效果和市场前景，都非常看好。“在网易几个月的工作经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加强了我的信心。”

被其好友余刘文形容为对传统媒体“过度焦虑”的方三文，表示自己不会再回到纸媒体了：“在网络媒体干过的人，都不会再回去了。”

余刘文现在在《南方都市报》任行政总监助理。主要工作方向是报社增值的服务和产业。比如网站、图书出版和报社品牌推广活动。

余刘文告诉信报记者，他在离开《南方周末》之后也曾有一番独立创业的打算。他曾经到过重庆，与朋友合作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可是完全没法适应，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人，老是在一些事情上较真。觉得自己还是只能做媒体。

后来余刘文与几个原《南方周末》的同事一起去上海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但这一批以做硬新闻见长的人，在上海滩的风情中总觉得格格不入，气质上难以融合。后来程益中力邀余回《南方都市报》，于是他回到广州。

但是这个已经在开始转向媒体经理人的记者仍然没有忘情于自己的记者角色。他对中青报的卢跃刚、李大同这样终生不搁笔的新闻人抱以敬意。他说，中国的国情，现在很难产生象西方国家那种职业新闻人，四五十岁还在做最牛的记者。不过这种状况一定会有突破。“至少我个人，随时有可能再拿起笔来做个记者。”

谭军波于1996年10月从《南方周末》编委调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辑。他痛感发行对产品的负面影响，毛遂自荐抓发行。此后他又先后北上西进，在《京华时报》和《重庆商报》做发行人。他自认为做产品的人干发行，比许多不懂采编的发行人有优势。“我可以站在比较高的视点看待发行问题，并实现采编与发行的整合。当然，我觉得我骨子里依然是文人，当总编也不会差。”

谭认为，中国的媒体发展一般会走秧歌步：进两步、退一步。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尝试着作职业报人或传媒经理人在传媒江湖上行走，会遇到许多挫折，吃过不少亏。所谓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但能走出这一步，足以说明中国传媒的进步。

在谭看来，国内报业不缺理念，缺执行，缺具有职业理想的操盘手。

《南方周末》的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导致一些梦想功败垂成的例子比比皆是。谭军波认为，作为职业新闻人首先要学会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团队，陌生的文化，然后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实现理想。

在重庆一年多，谭最大的感受是重庆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弊端在于不认真理，只认“兄弟伙”；不认外来人，只认自己人。当然，重庆人直爽，斗争表面化，还是挺痛快的。重庆去年底至今年，是中国报业的亮点，因为这里竞争最惨烈，遗憾的是年尾步入“深圳现象”。作为个人来说，谭最大的遗憾是自己服务的纸媒还没有达到理想中的强大。

现在谭已经从重庆商报离职赴《上海证券报》任副总编，主管发行、广告和专刊，“乐在其中”。

（完）